2017年税改：物价上行加快营改增步伐

（原标题： 2017年税改：物价上行加快营改增步伐）

　　【导读】价格状况是“营改增”的基本影响因素，价格走势直接决定全社会对“营改增”的价值判断和推进方案选择。

　　据广州会计记账公司了解到，2013年是“营改增”关键年头，到2017年，税改早已变化。进一步说，如果2013年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“营改增”在全国铺开，同时选择几个新产业开始试点，那么，总体“营改增”就完成了一半，“十二五”完成“营改增”可以说有了坚定基础。然而必须看到，价格状况是“营改增”的基本影响因素，价格走势直接决定全社会对“营改增”的价值判断和推进方案选择。

　　目前价格上行压力仍在逐渐强化

　　步入2000年后，我国经济波动性减弱，基本上呈高位盘整势态，2012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降至7.8%，但上行趋势并未改变。需要注意的是价格上行压力正在逐渐强化。

　　首先，货币供应量(M2)占GDP比重目前已达190%多，2013年底有可能超过200%。1998年之后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超过100%，目前已超过120%，发达经济体货币化程度超过我国，但货币供应总量占GDP比重不超过110%。可见，我国潜在着巨大的物价上涨可能性。目前是依靠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高利率来锁住货币释放，但这两大工具的效力能支撑多久值得怀疑，因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将挤压货币释放。

　　其次，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物价上行。在经济持续高增长过程中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。2000年后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年均超过了10%，近期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倍。这种分配制度变迁意味着，政府要力推劳动力成本上升。从市场运行角度看，消费物价上涨、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就业技能需求升级换代、住房成本上升等因素，都在强力推高劳动力成本。目前在制度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硬约束措施，如今后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%、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。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必推高物价，最终形成工资上升—物价上升—工资上升的循环怪圈。西方国家20世纪60—80年代走入这种怪圈，20世纪90年代逐步走出这一怪圈，所依靠的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完善和高汇率。步入21世纪后，西方国家的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年均不足3%，物价上涨率也控制在3%以内。从国际规律看，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物价上升相互轮动助推至少要持续十年。进一步说，在国际贸易规模放大和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条件下，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主推物价攀升的阶段。

　　再次，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膨胀。我国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20%以上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仅建立于政府投资增长基础上，主要还是社会投资需求增长因素所致。因为民间对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还是抱有良好预期，同时，大批劳动者仍在选择以自我投资来实现自主就业，小微企业的发展说明了这点。应该承认，固定资产投资的最终效应是压低物价，但在当期却是推升物价。目前我国出现了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膨胀，地方政府未来几年投资规划高达数十万亿元，非公有制企业投资也形成了新高潮。同时，消费扩张也在反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。2006年起，商业增加值增长率已超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，近4年已高出2个百分点，发出了消费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信号。

　　增值税更具对冲物价上涨压力的特点

　　在物价上行期推进“营改增”对改革行业可能会产生三种效应。

　　首先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。从统计规律看，物价上行期营业税收入增长率往往会远超增值税收入增长率。比如1995年，居民消费价格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三者均超过14%，当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增长了12.7%，营业税则增长了29.18%。再如2011年，消费价格上涨5.4%，出厂价格上涨6%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.1%，当年国内增值税增长15%，营业税增长22%。这种现象的主要成因是营业税按全额提取一定比例税款，商品或劳务流转过程中道道重复课税，叠加到最终销售时初始销售额已课税多次，因而也就把价格上涨效率放大多次，相比之下，增值税的道道扣税，则把价格上涨效应逐层缩减了。进一步说，交通业、电信业、建筑业、不动产业等假如在价格上涨期转为增值税的话，那么，实际税额总体上应是减少的。如果再考虑这些行业的进项税率为17%或13%，而销项税率仅为11%，那么，相比征收营业税，增值税的减税规模更为可观。这意味着，2013年加速推进“营改增”，对改革产业总体上会产生对冲物价上涨压力的效应。

　　其次，减轻改革产业扩张成本。2000年之后，我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，营业税应税产业规模扩张并转型升级，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支撑点。2000—2012年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抬升了15个百分点，比20世纪90年代加快了8个百分点。而第三产业内部批发和零售业(征收增值税)占GDP比重此间仅抬升了不足2个百分点，这说明营业税产业的增长支撑了第三产业地位的抬升。换一个角度看，2000年后中国经济出乎意料地出现年均高达10%的增速，营业税应税产业扩张的连带效应不可小视。比如固定资产投资，2001—2011年均增长率高达25.6%，结构方面是营业税应税产业扩张关联性投资加大，其中房地产投资1991—2011年年均增长率高达30.8%，2011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7.2%，通信设备、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施制造业投资增长34.2%。恰恰是营业税应税产业的后发性扩张奠定了第一、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持续高增长。目前营业税应税产业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出现了增长结构变化，快递业、互联网产业、科技型现代服务业正处于需求推动的高增长阶段，建筑业、运输业、生活服务业处于稳步扩张阶段。在当前固定资产价格处于回升时期，营业税应税产业转为增值税应税产业，恰好可以通过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来对冲产业扩张成本。假如今后一至两年内不动产分步转为征收增值税，那么，物流企业就可以大幅度对冲不动产租赁价格上升带来的税收成本。

　　再次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。营业税应税产业门类繁杂，涉及几十个大小行业，相比工业，中、小、微企业在营业税应税产业中的比重更高。中、小、微企业天然具有脆弱性，特别是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弱，在物价上涨期首先倒闭的是中、小、微企业。我国营业税应税产业中，中、小、微企业扩张升级速度慢，重要因素之一是原材料价格和中、高端固定资产(如机械设备)价格处于上升势态，而这些企业又不能抵扣进项税额。目前我国价格有可能步入新一轮上涨期，生产者购进价格还会成为先行者，如果“营改增”进程加快，那么，具有扩张潜能的营业税应税产业中的中、小、微企业，就可以利用进项税额抵扣制度来减轻扩张成本。

　　总之，相比营业税，增值税实际上更具有对冲物价上涨压力的特点。在当前物价极有可能上行时期，适时加快“营改增”进程可以为营业税应税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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